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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商业版图很“强”,谁才是最大赢家?******

  中新网1月30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孙子兵法》卖断货”“大嫂烫发争相模仿”“咖啡不用冲”……随着电视剧《狂飙》的热播,意外带火了的还有相关商品,《狂飙》的出品方也引发关注。

  东阳留白影视引关注,背后还有明星加持

  《狂飙》是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除了大家熟知的爱奇艺外,《狂飙》的联合出品方和制作方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引发关注。

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资方一览。天眼查截图

  据天眼查显示,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2014年成立,注册资本294.158万元,徐康为法定代表人、最终受益人和实际控制人,对上述公司直接持股45.65%。

  截至目前,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对外共投资过14家企业,其中6家已经注销。目前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还100%持股的两家企业为霍尔果斯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留白时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天眼查显示,徐康作为留白影视创始人,曾任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级副总裁。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另一位大股东、最终受益人为毛攀锋。

爱奇艺曾短暂投资过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天眼查截图

  《狂飙》的出品人中就有徐康和毛攀锋。当然,爱奇艺CEO龚宇也是其中之一。爱奇艺在2020年曾投资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资额不详,但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在2021年10月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一个投资企业为天津留白伙伴影视文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者对前者持股8.16%。而演员戚薇是天津留白伙伴影视文化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最大股东,持股28.58%。

  联合出品公司估值达15亿

  在制造热播网剧方面,东阳留白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是有经验的。据留白影视官网显示,公司开发了多个影视项目,包括《长安十二时辰》《亲爱的,公主病》《端脑》《滚蛋吧肿瘤君》等。

  留白影视自成立以来,公司已先后完成4轮融资,股东包括国内一线投资机构微影资本、南山资本和经纬创投,以及上市公司富春股份。

  在2017年9月份,留白影视宣布完成规模1.5亿元的D轮融资,由原股东经纬中国和南山资本继续跟进。本轮融资后,留白影视估值达到15亿元

《狂飙》在网络平台上播放插入广告。截图

  在流量方面,《狂飙》豆瓣评分为9.1,比去年的开年大剧《人世间》(8.1分)高出不少。在猫眼专业版等平台上,《狂飙》网播热度基本稳定在全网前三名。

  这样的播出效果带来的商业价值无法估计。仅仅在爱奇艺平台上,不计贴片广告,即便是VIP会员也在片头后插入广告。

  据不完全统计,片头后广告内容涉及的品牌方包括飞鹤、安慕希、善存、三精口服液、龙牧壮骨颗粒、金笛、京都念慈菴、强爽、威飒、999感冒灵等。

  带火“周边”,《孙子兵法》卖断货“大嫂烫发”出圈

  除了出品方赚得盆满钵满,《狂飙》还带火了“周边”。因为剧中主人公高启强(张颂文饰演)读《孙子兵法》、嚼咖啡、戴墨镜,这些“同款”商品也热销了。

  高启强同款墨镜、同款风衣已经成为不少商家介绍商品的关键词。另外,据淘宝30日提供数据显示,近7天,“孙子兵法”在淘宝的搜索量同比增长超80倍,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倍,成交人数增长超65倍。

微信读书截图。

  在微信读书平台上,《孙子兵法》位列“飙升榜”第三位,榜单内还涉及多个《孙子兵法》相关书籍。网友纷纷留言:安警官(《狂飙》剧中主人公安欣警官)推荐我读的这本书。

  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中配角演出也极为出色。由高叶饰演的陈书婷,一头卷发,慵懒又不失霸气,睥睨众生,大嫂韵味十足,广受好评。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去烫一个“大嫂同款”发型的经历。高叶最新在社交平台回应称,她这是“次抛”,需要每天卷,建议别盲目去烫“同款”,“翻车”的概率很大。

  和《狂飙》一起火的还有数不清的段子,“咖啡不用冲,迟早要成功”“前有刘华强买瓜,后有高启强卖鱼,强买强卖”……

  有意思的是,剧中高启强一掷千金,在《狂飙》火后,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称中国99.5%的演员收入极低。两者反差极大,值得思考。(完)

  •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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