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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

  “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

  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 发挥好中医抗疫的作用******

      核心阅读

      不同的人感染上病毒以后,产生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医就是根据这些表现再结合当时的气候、地域情况进行治疗,即“天地人”合参,所以中医不畏惧病毒变异。

      当新冠感染患者转为危重症,中医药依然可以发力。这时候需要中西医联手,中西医结合,发挥出“1+1>2”的效果。

      我们前段时间在北京方舱治疗了1000多例轻型患者,用上中药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降低了转重率。

      变异株XBB.1.5是否引起大范围腹泻还属未知。如果新变异株感染表现除呼吸系统外,还以腹泻为主,中医药治疗也会有办法。

      当前,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疫情还在持续。到底该如何认识这轮疫情以及接下来的形势?人们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该如何治疗?针对这些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院院长、原赴武汉国家中医医疗队领队叶永安,请他解疑释惑。

      “天地人”合参,中医不畏惧病毒变异

      记者:中医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感染?中医药能否应对、如何应对?

      叶永安:纵观中国历史,一部中医史就是一部抗疫史。3000多年来,发生的瘟疫就有500多次。随着病毒的变异,疫情的一波波涌现,我们还需要与新冠病毒继续作斗争。即使新冠病毒消失了,过些年新的病毒还会出现,这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几千年来,中医一直庇护着中华民族。人类正是在长期与疾病(包括病毒)做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不同的人感染上病毒以后,产生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医就是根据这些表现再结合当时的气候、地域情况进行治疗,即“天地人”合参,所以中医不畏惧病毒变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医也是在不断与疾病尤其是与疫病(即传染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经验而传承和发展下来的,说明面对病毒中医可以应对,也能够应对。武汉抗疫是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的一次生动实践,已经过去近3年了,其中很多经验值得回顾与借鉴,当然,还要结合现在的“天地人”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中医取得疗效的根本之所在。

      若发病早期就用上中药,不少人可以避免白肺

      记者:我们看到,有患者出现白肺现象,这是怎么造成的?中医药如何进行针对性治疗?很多人“阳康”之后产生乏力、咳嗽不断、睡眠差等症状,这是否是新冠感染的后遗症?该如何调理以防止后遗症的困扰?

      叶永安:当肺部的炎症比较重,渗出比较多的时候,也就是肺的白色影像区域面积达到了70%、80%,在临床上俗称为白肺,一般高龄合并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如果在发病早期就用上中药,不少人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即使发生也会比较轻。关键是尽早发现,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准确用药。

      实际上,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有一些中医治疗的指导意见出台,是可以参照使用的,关键是患者与大夫的及时对接。处理好轻症居家、重症到医院的关系,既不要造成医疗资源挤兑,也不能耽误重症救治。

      一些人“阳康”之后产生乏力、咳嗽不断、睡眠差等症状,这是病毒感染造成人体的伤害,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做到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避免过劳,一般在短时间内能够恢复。症状偏重一点的,在确认肺部及其他脏器检查正常情况下,可以服一些中药帮助恢复。

      基本病理机制不变,中医就可维持原治疗方案

      记者:有患者在“阳康”一段时间后又“复阳”了,中医药有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面对新冠病毒毒株不断变异的情况,中医药如何应对?怎样随时调整?“三药三方”是否还管用?能否对不同地区不同毒株混杂传播的局面来个“一揽子解决”?

      叶永安:“复阳”指感染者症状基本消失,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了之后,再次检测又发现阳性了。一般认为这时检出的是一些病毒的片段,并不是完整的病毒。一般的复阳都是发生在康复之后一个月内。如果已经超过一个月,核酸又呈阳性,再感染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是再感染了,中医药也可以治疗。前面说到中医治病是治疗感染病毒的人,不管病毒怎么变,中医都能辨证施治。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基本病理机制不变,中医就可以维持原治疗方案。若基本病理机制变了,就要因时因人而变。据此,“三药三方”可以继续使用,但对于一些重症患者要根据具体情况由医生来研判。依据这样的基本思路,对不同地区不同毒株混杂传播的局面应进行辨证施治。

      老人一有发热咳嗽症状,要尽早用上中药

      记者:目前的疫情给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造成威胁。该如何保护这个脆弱的群体?

      叶永安:我们看到目前的疫情给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造成了威胁,尤其是未完成疫苗接种的人群。

      对居家且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首先平时要控制好基础病,感染后要密切观察。因为老年人往往症状表现不明显,如发热不是很高,并不代表病情不重,一有发热咳嗽症状要尽早用上中药,同时密切跟踪患者病情变化,如果病情持续加重就要到医院救治。如果及时用药,属轻症的老年人不少是能够居家平稳渡过难关的,关键在一个“早”字。需要提醒的是,部分老年人病情刚恢复时,要注意避免劳累、保持好睡眠、注意营养,防止病还未痊愈,又合并其他感染而致病情突然加重,这也是近期一些老年人出现意外的原因之一。

      遇到危重症患者,要发挥好中西医结合作用

      记者:犹记得3年前武汉抗击疫情时,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治疗还被引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当时的经验是在一个城市取得的,是否适用于更大范围感染的现实?如何让中医药发挥救治危重症患者的作用?

      叶永安:三年前的武汉保卫战,中医药无论在轻型、普通型、重症还是危重症的治疗上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当时的经验是在武汉这一个城市取得的,其基本思路和方法是能够应用到更大范围感染的现实中去。据我所知,参加武汉抗疫的医务人员在近3年的北京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武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转为危重症,中医药依然可以发力。这时候需要中西医联手,中西医结合,发挥出“1+1>2”的效果。

      3年前,我们在武汉通过中西医联手抢救过来的危重症年逾80岁的患者,至今依然恢复良好。如果遇到危重症患者,中医药要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发挥好中医药这一民族瑰宝的作用,发挥出中医药治病救人的独特作用。

      形成中西医结合的良好氛围,发挥出抗疫的中国特色

      记者: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中国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中,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叶永安: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中,老年人和儿童的轻型患者是重点,要尽快用上中药,防止转成重症,将重症发生率尽可能降下来,从而进一步降低病亡率。我们前段时间在北京方舱治疗了1000多例轻型患者,用上中药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降低了转重率。

      对于一些重症尤其是危重症患者,可采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最大限度去救治患者。武汉抗疫以及后来的多地抗疫应用中医药的经验,已充分说明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进一步深化中西医结合“四有”机制,发挥出抗疫的中国特色。中医药人更要有使命担当的精神,勇于实践,更好地发挥出中医药的作用,为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中医药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变异株(XBB.1.5)出现新的病患特点,中医有什么应对措施?

      叶永安:我们前面提到,无论病毒怎么变异,中医药都有应对之策,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新冠病毒感染人的核心病机予以施治。

      实际上,3年来新冠病毒在中医主要表现以“湿毒”为主,不同的变异株在不同年份、不同季节及不同地域表现出兼夹“风、寒、燥”或者化热的不同特点,但其湿毒主要侵犯中医的肺、脾两脏,以肺为主,临床可表现为咳嗽、咽痛等呼吸系统症状外,还可以表现为恶心、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不同的变异株表现特点会有所不同。尽管有报道称新冠病毒可以侵犯全身多个脏器,但还是以这两个系统表现为主。

      变异株XBB.1.5是否引起大范围腹泻还属未知。如果新变异株感染表现除呼吸系统外,还以腹泻为主,中医药治疗也会有办法,如腹泻属外有表证、里有热邪的可选用“葛根芩连汤”、脾虚为主的可选用“参苓白术丸”,若外有寒邪、内有湿滞的也可选用“藿香正气”系列等。总之,只要在大夫指导下选择好用药,我们完全能够应对新的变异株。(记者 卫庶 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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