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香港经济未来可期******

　　中新社香港1月11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1日在港表示，新的一年外部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香港短期经济前景仍存在挑战，但特区政府会保持进取，香港经济未来可期。

　　当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六届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李家超在论坛致开幕词时作上述表示。

　　李家超表示，香港正走在复常的“快车道”。去年，香港在9月取消对入境旅客的酒店检疫措施，11月成功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香港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1月8日，香港与中国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旅客由内地来港无须在酒店隔离。这对商人、投资者、游客以及渴望与内地家人团聚的香港市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便利。特区政府将继续以安全有序的方式推进尽快复常的目标。

　　李家超表示，2023年开局令人振奋，但特区政府不会自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只有2.7%，投资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和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外部的不确定性将给香港短期经济前景带来压力。

　　李家超认为，尽管如此，香港经济仍未来可期。他说，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及支持下，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优势将会不断扩大。不仅包括可以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的有利商业环境、与国际接轨的法规、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还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等香港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带来的大量机会，这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独特优势。

　　他表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的方向下，香港正积极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实力。这不仅意味着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以及国际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得以提升，也包括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间的互联互通会继续扩大，对资本市场大有裨益。香港是企业上市的主要平台，过去一年中，特区政府不断使上市制度现代化，以抓住不断变化的全球金融格局带来的新机遇，也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加速创新，推进金融科技发展。

　　农历兔年即将来到，李家超形容特区政府会“像兔子一样保持进取”，未来一年进行更多外访工作，讲好香港故事，告诉世界香港已经重返舞台。他相信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物流、创新科技、文化及艺术领域将更加繁荣。(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